我國目前已知的高血壓患者多達1.6億。然而，其中只有6.1%的患者控制住了高血壓，致使大量的患者處於發生腦卒中(中風)、心肌梗死和腎功能不全等高血壓並發症的危險境地。為什麼我國的高血壓控制率會這麼低?怎樣才能提高血壓控制率?在近日召開的2006國際高血壓學會年會北京衛星會上，記者采訪了世界高血壓聯盟代主席、中國高血壓聯盟主席劉力生教授。
一種藥“包打天下”已過時
“了解你的血壓，控制你的血壓，控制血壓務必達標”，是高血壓防治工作中最著名的口號，其中的關鍵詞是“控制”。
劉力生說，強調某種藥物進行降壓的觀念已經過時。近年多項大規模研究表明，只有1/4的高血壓患者適合單用某種藥物，而多達3/4的患者需要同時服用兩種以上藥物才能控制血壓達標。
不同的降壓藥由於作用機制不同而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對優勢，如預防腦卒中，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RB)優於β阻滯劑，鈣拮抗劑優於利尿劑。聯合用藥的目的是為了追求1加1大於2的協同效應，同時相互抵消不良作用。在費用方面，劉力生指出，聯合用藥的費用並不比使用單藥貴，因為劑量小了，而且副作用也減輕了。
鑒於此，當前美國的高血壓防治指南已經明確：凡是收縮壓高於160毫米汞柱的高血壓病人，一開始治療就實行聯合用藥。而在我國，目前聯合用藥控制血壓還沒形成氣候，主要原因一是適宜的組方少，進口組合價格較貴，二是醫、藥脫節，搞藥的對高血壓防治新觀念一時還不夠了解。
強調藥物的器官保護作用
隨著對高血壓認識的深入，當前國際上對高血壓已經重新定義，即高血壓是一個由許多病因引起的處於不斷進展狀態的心血管綜合征，可導致心髒和血管功能及結構的改變。
劉力生告訴記者，新定義把高血壓從單純的血壓讀數擴大到了包括總的心血管危險因素。因此，今年4月的《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2005年修訂版)也對相應內容進行了更新，如危險因素增加了“腹型肥胖”;又如把糖尿病列在單獨一欄，突出了它作為心血管病危險因素的重要性;反映腎髒狀態的微量白蛋白尿和血清肌酐輕度升高均被視為高血壓靶器官損害征象之一;C-反應蛋白也被列為危險因素(或標志物)等。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指出，治療高血壓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心血管發病和死亡的總危險。這就要求醫生在降壓的同時，干預患者檢查出來的所有可逆性危險因素，包括吸煙、血脂異常和血糖異常等，減少靶器官損害，適當處理病人同時存在的心、腦、腎病等各種臨床情況。體現在治療目標上，對於一般高血壓患者，降壓目標應是140/90毫米汞柱以下，而對於高血壓合並糖尿病或腎病等高危病人，血壓應降至130/80毫米汞柱以下。老年患者收縮壓應降至150毫米汞柱以下。
劉力生說，研究證實血管緊張素Ⅱ受體拮抗劑(ARB)可能具備獨立於降壓之外的器官保護作用。因此，我們不僅要考慮積極控制血壓，還要考慮哪些抗高血壓藥物可以改善臨床預後，降低心血管事件，實現抗高血壓治療的終極目的。
實驗室→床邊→社區
高血壓知曉率、治療率和控制率是高血壓流行病學和防治研究的重要指標。最近十年，我國的“三率”逐步提高，但是目前仍然處於比較低的水平，其中控制率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最大。
劉力生教授說，血壓控制不佳的原因主要有：醫師對降壓須達到的目標值認識不足，特別是對腎髒病人和老年人的達標存在誤區;病人反復換藥影響到血壓的控制;藥品的價格因素。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歐美國家就意識到，高血壓研究成果如果不應用到廣大人群中，就不能提高高血壓的預防和治療率。因此提出要讓高血壓研究成果“從實驗室到床邊，從床邊到社區”。在各國抗高血壓社團多年實踐的基礎上，以“促進在人群中發現、控制和預防高血壓”為宗旨的世界高血壓聯盟(WHL)於1983年成立，到2004年已有79個國家加入，總計90個團體成員。
1989年5月，世界高血壓聯盟正式審定我國為WHL成員國，同年10月，中國高CHL)成立。選舉產生中國高血龔蘭生，名譽主席陶壽淇、何觀清。17年來，該聯盟面向公眾、患者和醫生，為提高高血壓“三率”，提高公眾保健意識，提高我國高血壓防治和研究水平做了大量工作。她表示，下一步將聯合社區開展工作，讓更多的人享受到高血壓防治科技進步帶來的好處。
劉力生最後表示，高血壓防治沒有捷徑可走，高血壓患者在服用降壓藥的同時，一定不能忽視改變不良生活方式，特別是要正視控煙和限鹽兩大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