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紹平介紹，我國從患者達到醫院至球囊擴張開通血管的時間（即門-球時間或D2B）普遍超過120分鐘，而法國僅約為30分鐘。目前，歐美指南一致要求，D2B時間應控制在60分鐘以內，總缺血時間（從初次醫學接觸到血管開通）應控制在120分鐘以內。急性心肌梗死的最佳治療是在一定的時間窗口內（一般為發病12小時以內）行急診介入治療（醫學上稱為直接PCI）。在歐美發達國家，急診介入治療的比率可高達80%以上。然而，在我國，即使在有介入條件的醫院，急診介入治療的比率也僅約30%。若按每年50萬例新發心肌梗死推算，全社會僅有5%的患者接受了急診介入治療。
“根據《2013中國心血管病報告》數據顯示，中國每年有350萬人死於心血管疾病，每10秒即有1人因此喪生；目前我國心肌梗死患病人數約250萬，每年新發患者至少50萬。在2001到2011年的10年間，心肌梗死住院人數翻了5倍，但院內死亡率卻沒有改變。與之相對的是，北京市急性冠心病事件院外死亡人數是院內死亡人數的2.61倍，占總急性冠心病死亡的72.28%，25-45歲急性冠心病院前死亡占總死亡的95%，其中64.8%發生在家中。”聶紹平又給記者們介紹了一連串觸目驚心的數字。
這些數據無疑說明了，當患者突發急性心梗時急救的重要性。那究竟是什麼使我國的心髒急救比世界足足慢了一小時？聶紹平進一步分析，中國心梗急救面臨五大挑戰：
一、患者就診延遲。心肌梗死死亡七成以上發生於院前，導致患者就診延遲的可能原因如下——糾結於醫療保險的覆蓋問題；沒有快速識別疾病；糖尿病患者，血管病變嚴重；嘗試自行治療，耽誤了就診；地理位置偏僻，轉運慢；患者為女性，症狀不典型；不願打擾別人請求援助等。
二、急救體系尚待健全。中國僅有1/4的患者通過急救醫療系統（EMS）轉運，增加轉運途中風險。另外，現有指南一致認為，急性心肌梗死應選擇有直接PCI或急診介入治療能力的醫院首診，即便到達沒有急診介入能力的醫院，也應盡快轉診到有急診介入能力的醫院。然而，很多自行轉運的患者多選擇就近醫院，僅1/5根據急救資質選擇醫院。首診醫院選擇不當也是導致系統延誤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早期再灌注治療的比率較低。在中國，心梗患者接受再灌注治療的比率僅占5成，但在歐洲發達國家（如英國、荷蘭、芬蘭等），全社會心肌梗死早期再灌注治療率都在80%以上，心肌梗死院內再灌注治療率甚至達到100%。
四、院內再灌注治療時間普遍不達標。僅有7%的溶栓患者能達到從入院到溶栓開始時間（D2N）≤30分鐘，僅有22%的直接PCI患者能達到從入院到球囊擴張時間（D2B）≤90分鐘。
五、PCI中心設施、團隊和服務模式有待改進。歐美發達國家救治模式和理念的變化值得借鑒，即轉運模式從就近轉運變為優先轉運；救治模式從藥物治療變為早期介入；救治體系由單一科室向胸痛中心轉化；救治時間的衡量標准由門-球時間變為總缺血時間。
在活動的最後，聶紹平主任呼吁說，現在最應該做的，除了健全院前急救系統，還應該依托信息技術，建立完善的患者跟蹤體系——急救車、醫務人員跟患者一開始接觸，患者的信息就應該立即聯網，全程固定跟蹤。這樣一來，病人到了哪裡，做沒做手術，能不能做手術，轉到哪個醫院，用了多長時間，都會進入跟蹤體系，對於及時挽救患者生命有著莫大的幫助。在這方面，政府、醫療機構和全社會都責無旁貸，讓我們一起努力，“跟蹤每一個患者，珍愛每一個生命”！
（實習編輯：羅冉）
